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一、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
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一届“无与伦比”的精彩奥运会。殊不知，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即提出申办奥运会，反映出了民众对国家经历战火浩劫后的和平愿望和对国家走向富强的热烈期盼，然而此时不祥的内战阴霾却是越聚越浓。
抗战末期，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逐渐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考虑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就是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多党制。
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就显示出了巨大的政治吸引力，获得了国共两党之外广大中间势力的大力支持。10月10日，中间势力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显然，联合政府已成为国民党之外各党派的共同政治诉求。
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于 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就曾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会谈，双方达成了五点协议，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11月10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五点协议上签字，赫尔利还预留了蒋介石签字的地方。
然而，国民党对战后中国政局的考虑，与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截然不同。1945年 9月 3日，国民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未作正面回应，而是着重就战后复员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主宪政问题，也仅是提出了加紧实行地方自治等若干意见。但是，蒋介石在同日发表的广播演讲中却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唯一的前提就是军队国家化，中共不应再拥有军队，其意仍然是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由此，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独尊的政治地位，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五点协议也就不可避免地胎死腹中了。
国民党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遂提出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建议，而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亲赴重庆与之谈判时，国民党当局却大感意外，毫无准备，只得虚与委蛇。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下，谈判最终达成了若干协议，但就在协议墨迹未干之时，国民党却置国内外舆论于不顾，悍然发动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内战局面。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强调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为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声明要求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同时，杜鲁门还派遣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为其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冲突。杜鲁门明确地说：“我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是为了设法制止战争，以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马歇尔后来也多次说：他使华时希望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让共产党等少数派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可见，此时美国仍然是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调处持积极的欢迎态度，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十五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为，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12月23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政策是和美国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我们对其“中国不能内战”、实行“民主政治”、“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同意的。由于蒋介石坚决反对联合政府，马歇尔的调处亦无疾而终，美国最终也只得放弃调处，站在了国民党一边。
这样，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创造的多党制民主蓝图，在内战的隆隆枪炮声中化为乌有。后来，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反省说，“从国民党犯有过错而受到谴责来看，一党制应予摒弃”，“唯一的拯救办法是，更广泛地讲民主，给老百姓以做人的权利”。后见之明，悔之晚矣。而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团结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唤醒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从而汇聚起广大的民心民力，夯实了战胜国民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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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老问题。“耕者有其田”已断断续续地喊了两千多年。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然而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却由共产党解决了。
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是极其不合理的。美国人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提出：“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他的这个估计仍略显保守，实际上旧中国占人口总数 10%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达到了约70%—80%。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所讲，1946年至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没收土地。这是一场通过赎买、捐献、处罚、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一切为社会各界所支持的办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运动”。等到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实行平分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到了1949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周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使农民得到了渴望的土地，而且在政治上也摆脱了长期被边缘化的状态。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抗战以来，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 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 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 1/3），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以上。
一向被认为是组织程度不高的农民，一旦有人能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正确主张，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潜能便会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为了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一省，国共内战时期就向共产党部队输送了 95万兵员，动员了1106万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当时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北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在观察了土改后的农村社会后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决不是凭借武力所能解决的。只有为农村的广大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而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国民党对土地问题虽也有成套的理论，但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国民党未改革土地制度，但对农民征收的赋税却是越来越沉重。国共内战期间，在农业方面，仅征粮、征借和征购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1936年的4—5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20倍。而共产党却废除了杂税，仅征收正税。由此，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冰火两重天。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农村政策后讲：“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而频繁征收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主张合法行动的传统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农民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压强：“对国民党方面极小的压强（或支持），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这样，在农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做大了这个“政治真空”。
三、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
??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拥有崇高的威望，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对特殊化，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做法，更加重了他们在人民心中的分量。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克服了国民经济衰退的巨大困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形成的威望，这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当时因经济困难，为减轻国家的经济供应负担，要精简那些在“大跃进”中从农村招工到城市里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从1961年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广大职工、干部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表现了很高的觉悟，使这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曾深有感触地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也指出：“回想1958年、1959年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单单两千万人下放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1985年8月，邓小平在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谈话时又一次指出：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同身受，带头勒紧裤带过苦日子、渡难关。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问题发出指示：“有关特需供应的规定，范围宜定得小些，标准宜定得低些”，“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的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说，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这一规定在执行中，第一类的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1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第二类的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鸡蛋3斤。对于鸡蛋一项均看货源情况，少的时候少供应，没有的时候不供应。
??为作表率，毛泽东本人中断了爱吃的红烧肉。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过了3个生日。从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3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的氛围。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喝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同时，毛泽东自降工资，将工资由一级每月600元降为三级每月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也没有改变。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带动下，1960年9月11日，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最近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地缩小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以利更加密切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对降低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党员负责干部的现行工资标准提出如下建议：三级（包括原来的一、二级）降低百分之十二；四级降低百分之十；五级降低百分之八；六级降低百分之六；七级降低百分之四；八级降低百分之二；九级至十七级各降低百分之一。企业、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的工资，应该同样降低。军队中的党员负责干部的工资，也应该相应地降低。”而“非党干部的工资标准，一律不予降低”，“降低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工资的措施，从今年十月份起执行”。9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报告的指示，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措施是正确的，望即布置执行，并提出“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今后几年内应当逐步降低，以缩小高低工资的差距，并利于带动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1979年11月，邓小平专门就此事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过，怎样使高级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生活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曾经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确规定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改善群众的生活。”
??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小自家庭、大至国家的集体主义式的同甘共苦的情感模式。家庭有困，夫妻亲族共同化解；国家有难，仁人志士毁家纾难。中国古代典籍《战国策策燕策》上有“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之语，讲述的是发生在燕国的一个故事：燕国太子继位后，无论谁家有婚丧嫁娶等事，他都亲自过问，与百姓同事安乐和悲苦，最终把燕国治理得国强民富，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拥戴。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正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举措。
?正确对待所犯错误????
????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为借鉴，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
????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工作失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在1962年初召开的由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参加的共约7000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7000人大会后，刘少奇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把7000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周恩来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国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对“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痛定思痛，他告诫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些领导人头脑开始有些发热，又想大干快上。毛泽东这时比较冷静，他提醒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对于如何看待“大跃进”的错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有过两次讲话。1980年2月，邓小平指出：“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中央领导人这种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引以为戒的做法，并没有使他们的形象受到损害，反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作了彻底否定，同时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人总是善于把错误作为正确行动的先导。
????在承认毛泽东有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对当时出现的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两种不正确的思潮加以拨乱反正。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之后，继续发展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1989年3月24日，曾任毛泽东秘书、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由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牵线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访美。在加州理工学院，面对着100多位教授、研究生，胡乔木作了一次题为《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倾错误》的学术演讲。他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一方面，它显示了中国不仅在实践上走出了“左”倾阴影，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具备足够的理论勇气认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同时也具备了足够的理论智慧来探索新的发展之路。
????不断追求真理，随时纠正错误，就能得到群众支持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1962年他依然强调：“有了错误……我看不应当怕。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1965年邓小平也指出：“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
????毛泽东、邓小平所言，典型地反映出并完全契合中国人对待错误的认识传统和思维习惯。中国人向来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论语》中有“子张篇”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意思是说，君子也会犯人所共睹的错误，重要的是君子能够改正错误，这是君子能受到尊敬的原因所在。中国共产党对所犯错误不讳言，并修正错误的做法，符合中国人对“君子之过”的评价标准。因此，中国共产党仍旧获得群众的支持就不难理解了。
????“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未来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仍将是中国共产党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而需要恪守的工作态度、方法和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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